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，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，现在，去世的已经有四个，退休的占一半。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”
我经常看到有人说：中国要走向世界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。
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，最大的体会是，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，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，才会急切地、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。
前两天，上海有一个电影节，主题也是“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”。好莱坞在讲故事的时候， 从未考虑过要讲给中国人听，它是讲给美国人和英语系的人听的，其他语系的人是跟着听。另外，如果讲文学，就说何时我们也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，其实，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，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。
中国目前不缺人，人最多；也不缺钱，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，几乎都靠中国人来支撑。
中国人最缺的东西， 是见识，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。
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看事情，是看十天、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，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，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见识和远见的缺乏，不断体现在文学界、电影界、教育界，还有政界。
我们修一条马路，第二年，一定要挖开看一看，前一年施工的时候，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。我们修的桥，寿命不会超过二十年，或者五十年。前几天，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，地开始往下陷。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，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“沦陷”。
所以，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，如大旱之望云霓，这是我们决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三十年，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？77级、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？
我想，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三十年来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三十年前，它是一个权力社会，但现在，它也是一个权力社会，同时，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。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，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，世界上像这样形态的国家已经不多了。77级、78级对于它的改变，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；对于它的维持，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
鲁迅先生曾经说，中国人，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，要有担当。
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学，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，给我最大的体会是，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。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，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个人，发达国家的教育则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百零二个人。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，确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。
我曾经在人大说，你们是怎么考上人大的？考的是脑子，是记忆。我说，上了大学之后，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？
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，说梦回宋朝，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，一个同学站起来说：“刘老师，讲错了，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。”我说，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，但是，他不知道，由一件事能够拓展到两件事、十件事。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，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，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。
这不是教育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，却不把一个答案拓展成十个。
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，一类是埋头苦干的，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，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，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。到底，我们77级、78级里都是哪些人？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？还是同流合污？
我觉得，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，我知道他有钱了，升官了，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，却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。
【作者简介】刘震云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青联委员、文学创作专业技术一级。2011年8月20日，作品《一句顶一万句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2012年，小说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由冯小刚导演拍成电影《一九四二》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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